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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不久，召当时的燕王议事，随同燕王一起入朝的，还有一位李世民十分敬重的老人。这人就是他少年时代的恩师——张后胤。师生相见，相谈甚欢。
我们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驰骋疆场的猛将，为大唐帝国的诞生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勇猛过人的李世民艺高人胆大是一个方面，更重要的是李世民善于统兵、善于谋略、善于攻心，很多对手都被收归麾下，并死心塌地为他效命。所有这些得益于年少时，他的父亲李渊为他请了一位才学过人的老师。这位老师一字一句教他读左传，为这只猛虎插上智慧的翅膀。这位老师就是张后胤，亦称张胤。
隋末天下豪杰并起，各处烽火不断。李世民在书房悄悄地问自己的张老师：“隋运将终，得天下者何姓？”张后胤毫不含糊：“李姓必得！公家德业，天下系心，若于此首谋，长驱关右，以图帝业，孰不幸赖！” 李渊父子果然不负众望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盛唐时代。若非少年时代有这样的名师带着他一章一节读左传、一人一事看乾坤，他的命运将会怎样、中国的历史会走向何方呢？
这次师生再度重逢，张后胤重提当年“书房密谈”，唐太宗非常高兴，于是赐宴燕月池。席间，张后胤即兴献诗——
此诗颇有魏武对酒当歌之意，唐太宗不禁得意地问自己的恩师：“今日弟子何如？”年近古稀的张后胤见到自己的天子门生，也压抑不住内心的自豪：“昔孔子领徒三千，达者无子男之位。臣翼赞一人，为万乘主，计臣功逾于先圣。” 这马屁拍到点上了，唐太宗哈哈大笑，放眼远方的终南山，想起当年的金戈铁马，也即兴赋诗一首：
《旧唐书》：“太宗甚悦，赐良马五匹，拜为燕王府司马，后又出为睦州刺史。待其乞骸骨欲告老时，太宗见他老骥伏枥，又迁其为国子祭酒，转散骑常侍。”显庆三年（658）正月七日，张后胤去世，享年83岁，赠礼部尚书，谥号为“康”，陪葬昭陵。
张后胤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，在时代的风起云落里，在隋唐的历史巨变中，他有幸教诲圣主。他戏言自己的功绩胜过孔子，反而成为了历史的佳话。
人们常说砚必唐宋，唐砚的一个典型风格就是华丽大气。京城一位藏家从日本收藏回来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老师——散骑侍郎张后胤所铭的砚台，集辟雍砚和风形砚于一体，豪华端庄，气势非凡，是唐代文人砚的典型代表。从包装和砚石包浆状况分析，该砚当为上世纪初流入日本。喜逢盛世，名砚归国，不失为一大幸事。
是砚长33厘米，宽23厘米，高5.3厘米。砚首似辟雍式，砚身似风字样，束腰而展跃，砚堂下沉，前低后高，砚池有一弧形隔水。砚首圆盘中呈放射状分布莲瓣纹十五组，砚圈外墙边侧饰以十二组如意云纹饰。砚底六足，其中蹄形足四枚，类四边锥形足两枚。通砚呈紫红色，石质密布鱼籽状浅白色细斑。
辟雍砚和风字砚是中国砚台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辟雍，亦作璧雍，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，后太学宫室之名。“天子立辟雍而行典礼以宣德化，筑以圆制，而绕之以水渠。”东汉文学家蔡邕在其《明堂丹令论》中对辟雍的解释为：“取其四面环水，圆如璧，后世遂名璧雍”。最早关于辟雍砚的记载见于东汉末年，到南北朝、隋唐时期较为流行，宋元以后虽然少见，但仍有烧造。唐代杨师道在《咏砚》中有“圆池类璧水，轻翰染烟华”的诗句，描述的就是隋唐时期盛行的辟雍砚。
关于风字形砚，在概念上历代有多种不同说法：箕样、风字样、凤池式等相近字眼在古文献中频频出现。北宋米芾在《砚史》中描述：“余尝以紫石作之，有上圆下方者，于圆纯上刊两窍者置笔者，有如凤字两足者，独此甚多，所谓凤凰池也。盖以上并晋制，见于晋人图画。世俗呼之为风字。”由此可见在晋代就已经有了这种砚式。隋唐风字砚砚堂与砚池多连为一体的，也有靠砚额方位有隔水的，特别是到唐中期有隔水的比较多见，这一时期的龟形砚大多也带隔水。
从辟雍砚到风字砚历史嬗变是唐早期砚的特点。本砚是辟雍砚与风字砚的巧妙组合，不但沿用二者贮墨、援笔、研墨的功能，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多格调色盘的功能，即满足书写和绘画的双重需求。南朝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里有言：“日月叠璧，以垂丽天之象”“龙凤以藻绘呈瑞，虎豹以炳蔚凝姿”。辟雍半月双璧悬于天空，显示出光明的景象，虎足凤形以斑爛的皮毛和美丽的羽毛构成雄姿。这种造型由真实的生命结合人们的审美意象，给予我们以无限的想象与回味。看过动画片《狮子王》的朋友应该记得，动画片中彭彭的形象与该砚的立影造型不谋而合，这也是一种跨越千年的心有灵犀吧。
这方砚台也是当时风格和实用精神的完美体现。其砚池深宽，便于贮藏更大量的墨，而砚堂沉凹，便于援笔。宋人赵希鹄在《洞天清录集》里这样谈到那时的文墨之风：“古人晨起,必浓磨墨汁满砚池中,以供一日之用,用不尽则弃去,来早再作,故研池必大而深。”
我们先仔细鉴赏张后胤铭文的前半部分。砚首如辟雍之大圆盘状，以十二组如意纹饰为边侧，若凤有鳞，如鹤腾云。圆盘内呈放射状分布十五道莲瓣状小池，一步一莲，这是作画用的调色盘了。砚底有六足，其中有蹄形足四枚，盘踞在辟雍底侧；锥形足两枚，为凤砚尾部支撑。全砚有棱有锥，有弧有轮，方圆相接。圆者为乾，象征为天；方者为坤，象征为地。天圆地方，气势恢宏，虚实相存而致中合，乾坤一体而致通达。我们的先贤，多才多艺，集书画诗词于一身。这一方砚台，既可以供书写，又可供绘画，其匠心独具，这在砚海中不可多得！
宝相莲花和如意云纹的装饰，也体现了隋唐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。唐代承袭了隋代的监寺制度，唐高祖在武德二年即在长安聚高僧，立十德，统摄僧尼。佛教作为一种超世信仰逐渐与世俗皇权结合，正是唐朝佛教中国化的一大重要特点。宝相花不仅象征着帝王的形象，而且也是佛法庄严的替身。北齐邢邵《文襄皇帝金像铭》：“神仪内莹，宝相外宣。”南北朝梁王屮《头陀寺碑文》：“金资宝相，永藉闲安。”都阐明了皇家宝相花的深刻寓意。
云纹是我国传统装饰纹样中典型的祥瑞图案，其造型藴涵着古人信仰和审美，赋予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，所以也称如意云纹。云纹的形态和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演变，造型从浪漫灵动到精致复杂，从抽象到具象，被广泛装饰在青铜器、建筑、服饰以及各类器物上。商周云雷纹源于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；秦汉的勾云、卷云纹寄托了羽化升仙和长生不老的载体；魏晋到隋唐的佛教兴盛，云纹的使用更加频繁，这时出现的朵云更加写实，柔软多姿，轻盈飘逸。此砚侧面的如意云纹，姿态活泼，线条灵动，与隋唐时期盛行的朵云形态相契合。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雕花石构件上的朵云，和本砚的时代风格也是一致的。
我们继续欣赏本砚后部的风字形部分。到了唐朝，辟雍砚的形式已经无法满足的大量书写的需要，凤形砚取而代之，逐渐成为了砚台的主流。而张后胤此砚集合两式之妙，是辟雍砚向凤形砚过渡的典型制式、代表器物。也体现了古典器物沿革发展中的进化与演变，展示出唐初石砚工艺承前启后的最高水平。本砚中间有一半月形砚池，其深度略高于砚堂，功能可能是贮墨或贮水。
该砚的材质，单从颜色来看，这种紫色与端石很接近，但细看肌理，端石没有发现像这种鱼籽样的石品。歙石有一种鱼籽状肌理的石品，但色泽不一样，歙石没发现这种紫红色泽的。并且，早唐也无端、歙做砚的记录。关于鱼子（籽）石砚，目前的出版物只有首都博物馆藏有一方鱼子石砚。本帝师砚与首博馆藏的鱼子石砚属同一石种。山西永济栖岩寺有一方刻于隋仁寿四年（公元604年）的舍利塔碑，又名鱼籽碑，材质和本帝师砚一样，石质斑驳，密布细点。
该帝师砚的背面铭有款识：“员外散骑侍郎，张后胤，武德八年。”武德八年，就是公元625年，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。关于张后胤的官职，史书上多有明确的记载。据《书·张后胤传》记载：“高祖镇太原，引为客，以经授秦王。义宁初，为齐王文学，封新野县公。武德中，擢员外散骑侍郎”。可见，员外散骑侍郎是武德年间唐高祖给张后胤加的官，后来唐太宗就实授他散骑侍郎。《旧唐书》中也有明确记载。想必张后胤自己对这个官位很是自豪，故铭款于此砚。除文字的传述之外，把摩这方古砚，我们得以仰望前贤非同一般的气魄。虽叹逝者如斯，也感豪气长存。
本帝师砚铭书法整体气息属典型的隋朝书风。初观其形，疏而不散，点画穿插揖让自然，布局匀净，时出奇险，又不失其稳重。即康有为所谓的“洞达之气”。“散”“骑”“侍”“郎”等四字中宫疏朗、布局匀净。“武”“德”“张”等 三字体势奇而稳。细察本砚的铭款，其用笔粗细有度，点画恣意，厚重与清秀共存，方圆兼备，这种性情所至看似漫不经心的书写，粗看有浑朴般的稚拙，其实内含成熟的遒劲和秀雅。“圆”字右上角的方笔，“骑”和“郎”字的圆笔，“胤”字左边勾画的隶意，这些都与隋末南北融合妍质兼备的书法风格高度相合。
综观中国书法历史长河，唐朝的书法艺术是继魏晋之后的又一高峰。隋代书法在北朝质朴峻拔的基础上，接受南朝书风的影响，南北书风逐渐融合统一。民国时期书法家马宗霍先生以其洗练的语言总结为“至于隋世，渐染南风，简要精通，汇成一局，遂以上承六朝,下开三唐焉”。由此可知，唐武德时期还没有形成贞观以后以法度森严的唐楷书法面貌。观此砚铭中的“武”字，也可见一斑。这个武字写法独特，将下面“止”字右边的一短横上移到“戈”字的左上，与原有的一横重叠成两横，这种恣意的写法尚属首见。
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中说：在中国所有的艺术门类中，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，历史悠久，而书法和诗歌却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。学界将唐代书法发展分为三个时期，即初唐书法、中唐书法和晚唐五代书法。初唐欧阳询、虞世南是由隋入唐的书家，在隋时已具个人风格，并享有盛名，对唐代书法影响很大。我们细观此砚铭文，与已出土的初唐武德时期墓志书法的风格极其相似，与隋朝的书风几乎没有年代界限。
本砚更为珍贵的是明确落款武德八年。有道是砚以铭为贵，铭以名为上。一方唐砚同时注明人物和年代的，那就属上之上品。如果没有明确的年款记载，确定一件古物最重要的方法，是看其艺术的时代特征。确定一方砚台的年代，人们更多的是从砚台的制式、工艺、材质和款铭上进行认定。而带有纪年的藏砚，在收藏者心中更增加不少份量。现在各博物馆的藏砚中，有明确纪年的非常稀有。此帝师砚明确款铭“武德八年”，更是藏中稀品。
我们可以想象，在那个战火连天的动荡岁月中，在太原唐国公李渊的官府里，少年英才李世民踌躇满志地问自己的老师“得天下者为何姓？”张后胤毫不犹豫地告诉他“长驱关右，帝业可成！”并在此帝师砚上饱蘸浓墨，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苍劲有力的大字：李！
